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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养活中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10年前的1995年,莱斯特·布朗——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谁来养活中国?》。惊慌是无益的,在1960~1961年的“大跃进”之后,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在北京,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从莱斯特·布朗发出呐喊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不过,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此时,中国来到世界原材料市场,给这种倾向猛击一掌。它提醒世界,人类不会只生活在金融交易、电影、视频游戏和电话之中。他还需要耕耘土地,需要住房、运输工具和许多其他东西。在交易所里,中国已经使许多“恐龙”复活,也就是那些“老式经济”的代表性企业。正当那些网络羚羊们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有的甚至累倒在地的时候,真实经济中的传统公司却重新焕发了青春(如石油、铁矿石、冶金、造船和运输等产业集团)。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变革信号,“基础产业”正在经济界起死回生。中央帝国提醒我们,和人类本身并无二致,经济生活永远不可能是纯粹抽象的。黄金并非如人们所称的俗物,另外一些金子也不是太多了,如绿金(农业)、黑金(石油)、蓝金(水)和白金(铂)等。不管那是什么颜色的金子,“老式经济”正重获新生,基础产业的回报重新繁荣起来。幻想或噩梦,特侓翁以他的乌托邦方式证明,中国的苏醒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来,有两台发动机一直在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动力: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新的市场空间的整合。今天,网络和基因工程正在驱动着第一台发动机,而中国(明天还有印度)则使第二台发动机运转起来。这个国家的巨大使人们联想到,现在面临的形势与以往很多方面都不同。它们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法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将是强烈而持久的。电子游艺娱乐游戏城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电子游艺娱乐游戏城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个中国的冶金代表团到了那里,说是在美国最边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中国的莱芜钢铁集团收购了这家倒闭了的公司及其在当地的一家联盟企业——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让其重新开始采矿。为了供应东方的高炉,中国恢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矿石生产能力。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不过,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的速度提高。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比如货币倾销,即汇率定得过低;又如社会倾销,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金融倾销,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还有低价倾销,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但是,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

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在巴黎,如同在华尔街以及其他市场一样,那些仍在坚持开矿、生产钢铁或散货运输车的企业在交易所里都举步维艰。但凡有机会,这些公司的老板都要抽身跳出,转而投资“更体面”、“更高端”的产业。学校引导那些优秀的学生从学习真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实验室亦将各种手段围绕虚拟世界配置。政治家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们鼓吹这类知识的力量、魅力和利益,倡导各种脱离“基础产业”的职业。一句话,金钱、青年人、研究和投资都要远离经济生活的各种基础业务。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电子游艺娱乐游戏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别的国家不同,它很小的举动就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很不稳定的影响,比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要大得多。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中国在世界的石油和粮食市场上频频派出密使,使这些市场不可避免地火爆起来。它的巨大需求是突然出现的不稳定的根源。在世界市场上,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工业革命虽然加快了中国追赶最发达国家的速度,但是它的追赶所需花费的时间却比此前的先行者当年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

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而邓公的名言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硬道理”,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在许多方面,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伟大的舵手”——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农民,然后让工业自由化,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004年4月,上海一家法院指控法国企业、拉科斯特制衣公司“非法抄袭”了其新加坡竞争对手——鳄鱼国际制衣公司——的产品。“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法国企业竭力抗辩,以图捍卫自己的权益。菲利普·拉科斯特辩称,自己的翻领运动衫上的鳄鱼商标是其祖父在1933年首次使用的,他当然要随时加以保护。这种翻领运动衫从1980年起在中国正式注册,法国人的制衣集团对当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人们怎么能相信,这家工厂会去剽窃一个1947年才成立的工厂的商标呢,又怎么可能侵犯到一个在1993年才注册的鳄鱼标志呢?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市场。哈兰·桑德士上校就曾梦想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开设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那也许还是在1989年的风波之前。但很快,肯德基的奠基人就已经成为在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形象。这家企业已在全中国开设了一千多家快餐店,钱可没少赚。另一家快餐店巨擘麦当劳则来得稍晚,但也在中国有了密集的快餐网,包罗了560家店。他们希望不久也达到1,000家。1,000家,这同样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必胜客已经有110家餐厅,星巴克达到了第70家。中国对外国产品的胃口使所有这些美国企业垂涎欲滴。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更是美国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国与这些企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对美国来说,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工业上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是货币和金融上的依赖。

人们曾经议论,世界经济已不可逆转地向非物质化转移,但中国却提醒大家,人类活动依然要依赖于物质。这种返璞归真让人们重新想起了“老式经济”:田野、矿山、高炉和港口……有人曾说,英特网的出现将使那些旧经济变得毫无用处。但是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法国,人们所说的这种“初级产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将在长期里继续影响其他经济产业:“第二产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2004年4月,上海一家法院指控法国企业、拉科斯特制衣公司“非法抄袭”了其新加坡竞争对手——鳄鱼国际制衣公司——的产品。“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法国企业竭力抗辩,以图捍卫自己的权益。菲利普·拉科斯特辩称,自己的翻领运动衫上的鳄鱼商标是其祖父在1933年首次使用的,他当然要随时加以保护。这种翻领运动衫从1980年起在中国正式注册,法国人的制衣集团对当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人们怎么能相信,这家工厂会去剽窃一个1947年才成立的工厂的商标呢,又怎么可能侵犯到一个在1993年才注册的鳄鱼标志呢?他们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撒切尔和邓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吉佐的号召:“富起来吧!” 。1979年,他们向各自的国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前者在当选英国首相以后,坚决地使国家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她采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国有化政策,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从英国开始,这一潮流很快扩展到她的老朋友——罗纳德·里根——的家乡美国,然后缓慢但同样有力地影响着“老欧洲”国家 。正如历史所多次昭示的那样,天然的租金对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成为陷阱,也可以成为跳板,就看你怎么用它。石油就是一种报酬极丰厚的租金,它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种黑色金子的生产国中,有些国家拼命开采,直至油井干涸,根本不顾将来;而另一些则学会了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为后石油时代投资,并做好其他准备。油井干涸了,租金也就花光了,前一类国家会重新变回沙漠,而后一类国家则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发展。至于中国,一切都表明,那里的人民有着一致的决心,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租金(众多而低廉的劳动力)作为跳板,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而不会让它的钱白白流掉。就像蝉那样,中国人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储藏起来(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也像蚂蚁那样,中国人辛勤劳作、倾力投资(投资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国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资源,并且细心地为将来做着准备。它努力将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和发展,竭力把自己的“全国冠军”推向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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